Woodho：这到底是一个互补的世界

　　秋风一起，我就感冒了。确切地说是咳嗽和喉咙痛。高一开始直到大二，每到秋天我就咳嗽，最近四年倒是没有，但现在又开始了。这是何解？我也想知道。
　　最近租了个房子，不是很满意，墙上还有壁虎，但还是能睡人，先住着也无妨。每天晚上回到家里，就开始听歌。貌似最近情绪比较饱满，这是何解？我还是不知道。不过倒是很久没弹琴，心里很痒。成都的那把琴我没法指望能弄回来了，所以只能偶尔去孙大威那边去玩玩琴。他是弹反手的，好在他隔壁一姑娘也有琴，把琴借过来，我俩能凑合乱玩一通。
　　最近特高兴的事不多，但值得期待的还是有。成都的老梁家，买了一个森海塞尔的耳机准备托人带给我，革命时期的伟大友谊啊。为了对得起这个准专业水准的耳机，我准备存钱买个小功放。唉，话说回来这完全是得不偿失嘛。另一个事情就是国庆回家希望能跟儿时的几个朋友聚聚。儿到几时？那得追溯到邓小平南巡年间。冰冰、典典、兰兰、COCO，大概是这么几个人。（前三个人，当时他们的父母是这么喊他们的，估计至今仍是；后一个人，是他自己喊自己的，我们现在都这么喊他，上次他来深圳出差，车就停在COCOPark。）
　　还有个事情也值得高兴，那就是周末要去珠海，薛小赟她哥请我吃饭。最近她常说的一句话是：长兄如父。也就是说，国庆可以不用去湖北她家了，可以参加高中同学的婚礼以及在家过中秋，最重要的是，少了很大一块精神压力。

　　另外，最近没看书，因为晚上实在懒。列侬的回忆录最后几页，实在没机会翻完。我本打算今年内把所有流行音乐大牛的传记扫一遍，现在怕是计划不如变化快。先争取10月份把约翰列侬和吉姆莫里森的搞掂再说吧。

　　今天早上巴西打阿根廷的时候，梅西们在前场难寻机会，而卡卡们则在反击中打得风生水起，所以刘建宏说：“阿根廷人进了巴西人的禁区，就像进入了城市，看到的是一座座会移动的公安楼大厦；而巴西人进了阿根廷人禁区后，就像来到了乡村，看到的是一片旷野。”刘大师的想象力很丰富嘛，从两队队员的身高差异几能联想到城乡差异。刘大师确实进步了，虽然阿根廷人在禁区前远射进球的时候，他的视线还没有过半场，但他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刘大师的口碑一直不好，还能在ＣＣＴＶ５的足球节目里当一哥。唯一的解释只能是： 大部分工作什么人干都一样，至于为什么是某个人干，这纯粹是概率问题。刘大师就职央视这件事情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

　　对刘建宏这个人，我的感情是复杂的。我以前很不喜欢他，觉得他的解说词很水很业余，而他解说时的情绪很莫名其妙，大部分时间超沉默，进球时就突然嚎叫得像头猪。但久而久之，他解说的比赛便多了一个看头：刘大师出洋相的时候，其实也能把人逗乐。这个时候，我开始喜欢他了。刘建宏还没能像韩乔生那样看清楚自己，也肯定不像韩乔生那样看得开，他越是这样，我就越喜欢他。

　　这是不是一种阴暗心理呢？我觉得不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夏芙蓉、冬日娜、曾轶可、赵忠祥，人民群众怎么可能心理阴暗。

　　很好耍。

　　我填完肚子，在南大街和西大街的小巷子里绕了几圈之后，回到了湘子门青旅的酒吧。蓝黑绿已经在那里，一边喝酒一边等我。时间还早，不过九点。酒吧里有桌球台，我先是过去看别人打，然后自己玩了两盘。第一盘我赢了，赢得干净利落，打进了很多折线球，进完中袋进尾袋，看起来像高手。第二盘，我的对手换成了一个光头青年，长得还算眉清目秀，下巴上有些须根。他穿一条黑色的皮裤，一双大头的中筒皮鞋，一件贴身的红色短袖，手上是些乱七八糟的手链，看起来像北京来的摇滚青年。昨天晚上在这里喝酒的时候，我也看到了他，穿着跟今天一模一样。既然他是这地方的常客，每晚都拿着球杆喝啤酒，所以球打得也该不错。不过，我看起即使完全没有城墙脚下泡吧的新青年范儿，但在跟他较量的第二盘里，我也还是赢了。我的技术并不好，但显然他的技术更糟糕。赢了这盘之后，我把杆子给了他的一位朋友，然后就回去跟蓝黑绿继续喝酒。

　　接近十点的时候，我们准备动身去火车站，把酒瓶里剩余的啤酒一饮而尽。起身的时候，小黑突然发现自己的相机包不见了，里面有两颗很贵的电池。我们把桌子和沙发前后挪动，一起找了半天还是找不到。我很纳闷，小偷在声色犬马中也会变得酷一些，连相机包都偷。我们到前台取回了各自的包裹，我再次背着那个容易压弯脊背的旅行包上路了。我们从南门打车到了东城墙下的西安车站。广场上人不多，车站楼顶上“西安”两个红色的大字很醒目。从四天前我看到这两个字开始，我喜欢上了这种空空黑幕下的红色光，纯粹因为看起来很舒服。我们的火车是晚上十一点开，普快的绿皮车，硬座。我在深夜离开了西安，下一站是山西平遥。

　　我从小就喜欢绿皮车，原因不详。它看上去很美，但坐上去有点糟糕，就像难民们挤在一起。我第一次坐火车的记忆，大概是在一九九零年，我六岁的时候。那时候还在湘北老家，我爸爸任职的学校组织老师们去桂林旅游。从岳阳坐火车到桂林，那段记忆非常深刻。车厢里塞满了人，是些什么人不得而知，为什么岳阳到桂林这两个经济欠发达的地级市之间的人流量那么大也不清楚，可能是车次太少，也可能是“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号召力实在太大。在三个人的座位上，坐了五个人，我是其中一个，坐在靠近过道的一边。当时过道上坐满了人，有个头发挺长的家伙就坐在我对面的空隙里，他坐在一个装满了东西的长筒麻袋上。我偶尔看他，我看他的时候，他就看着我笑。我突然觉得他有点可怜，想腾个位置出来给他坐，所以我就拼命地往里挤。我妈坐在我旁边，对我的动作无法理解。她说：本来就挤得很，你还拼命往里面挤什么？她大概是这么说的。我当然没有告诉她我是想让地下这个人有个座位，因为我难以开口，所以这个想法不了了之。后来，我实在困了，我妈妈就在座位底下铺了几张报纸，让我睡在里面。然后我就在辗转反侧之间，在车皮地板上熬过了一个通宵。这是我关于绿皮车最初的回忆，伴随着与生俱来的同情心和逃难般的经历很难被忘记。

　　很多年后，西安到太原的绿皮车同样很挤，有过之无不及，不比从成都到西安的路上要好多少。车厢顶部大概有十盏灯，但没有全开，所以光线很暗，让人昏昏沉沉。一个小青年坐在列车员补票席的柜台上，突然遭到了列车员的训斥。“下来！”，那位上了年纪的列车员在很短的时间内瞪了一下眼睛，顺便咬紧了下巴，喊起来很凶。穿黑色夹克的小青年看上去很不羁，一看就不像乖乖仔，他和列车员对骂的起来。“你敢拉我下来，你试试看？你什么态度！老子的座位被人占了，人多了进不去！”列车员当然要回击，但他听了小青年这番话之后，选择降低了分贝，开始显现出一幅大多数中年男子都有的儒态。他说：“你的位置被占了，你可以去要回来啊，你不要妨碍我们办公嘛。”小青年还为刚刚遭到突然的训斥生气，所以还是很倔，坚决不下来，还做出一副谁怕谁的样子。这个时候，列车员有点无奈了，所以他说：“这样吧小伙子，我给你找到座位，然后你下来，可以吧？”小青年回答到：“我看你也挤不进去！”后来，列车员拿着小青年的火车票挤进过道里，找到了他的座位。小青年的座位就在我的背后，一个抱着婴儿的妇女坐在上面。婴儿嗷嗷待哺，母亲娇小羸弱。但列车员管不了那么多，他让这位母亲站起来，然后喊小青年过来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妇女不得不双手抱着小孩站了起来，但很难挪动脚步，因为过道上的人太多了，她的眼神很尴尬，她不知所措。这个时候，小青年说话了。“行了，我下来，你让她先坐那儿吧，这小孩太小了。”然后小青年从柜台上跳了下来，在过道上挤出了一个立足之地，这场矛盾就算化解了。绿皮车上的人情冷暖，也许是我喜欢绿皮车的原因之一，我也说不清。

　　小绿坐在我旁边，他说他的耳机质量不好，所以找我借了耳机听音乐。我旁边坐着一位中年人，个子矮小，满脸皱纹，很黑，但肌肉结实。火车开了没多久，我跟他聊了几句，他说得不多，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他是陕北人，年前在山西大同挖煤，去年底之前，出口能源需求减少，煤矿暂时停工，工人们都提前放假回家过年。现在，煤矿通知他回去开工，所以他就坐火车先到太原，然后再坐汽车去大同。我问他，很多陕西人去山西挖煤吗？他点点头表示默认。这大概是这趟车很挤的原因之一。后来，我才知道他买到的只是站票。一个戴眼镜的小胖子拿着票让他让出了我旁边的位置，然后他就在旁边的过道挤出一个空间来坐在地上。我在凌晨三点醒来的时候，矿工已经不知去向。

　　绿皮车在深夜里穿梭，什么时候过的黄河，我不知道。我趴在桌板上想睡，当好像隐隐约约还是没睡着。车厢里很多人想睡，但又一直安静不下来。推车员的叫卖声跟轰隆的车轮滚轴声混合在一起，还没有突然鸣响的手机音乐吵闹。手机音乐，也就是山寨手机里播出的流行音乐。有的是电话铃声，有的是纯粹的公放广播音乐。这些此起彼伏的手机音乐，就是绿皮车空间里的背景声音。虽然我没有用山寨机，也很少听当前最流行的音乐，但我对这些东西并不排斥。我觉得绿皮车里的山寨机音乐，是中国真正的主旋律，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自己身处主流之中，有种适得其反的乐趣。

　　看完Ａ艾勃特一百多年前写的《平面国》，有点小收获。这部科幻小说里，女人都是直线，男人都是多边形（从等腰三角形到圆），平面几何被用于塑造成一个我们平时很难留心却能轻而易举理解的二维世界，不得不说这种想象力是种高级简约主义。看书的时候我难免会想，我在二维国度里会是什么形状。我本应该是等边三角形，即职业男性，但现状则是等腰三角形，即最低等的工人和军人以及无业者。等腰三角形的顶角大小还有不同，顶角越接近60°就越好。我现在的顶角，比较小。
　　这部小说给我的启示如下：
　　一、我们只能感知到等于或低于四维的时空维度。也就是说，我们明知道自身的狭隘却又无力改变，好可怜哦。
　　二、任何世界的本质，到底还是阶级斗争。
　　三、在所有人都往前冲的时候，逆向思维很重要。推陈出新有时候不如追本溯源。能不能制作一部二维flash比变形金刚电影版更好看？超难啊，但肯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