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odho：这到底是一个互补的世界

　　出门的时候，陈月跟赵晴刚刚聊完各自的情事。赵晴准备去相亲，正儿八经的相亲。我还没尝试过的味道，想必也有点小刺激，我只能祝她好运。陈月难得休假待在家里。一大早，陈月跟她妈妈在电话里吵了一架，她妈妈耳提面命，要求她必须找一个有钱的男人做丈夫，这让这个姑娘很难过。陈月到底算是个有趣的人，在沙发上抱怨完她妈妈后，就说起了自己在学校背后的树林里跟男朋友野合的事情。这是我在这个早上的收获之一，联想到陈月小时候的照片，你就会体会到一种奇妙性：那个照片上可爱清纯的小女孩，白白嫩嫩，清瘦娇小，却也具有一种原始的美感。嗯，这才是性感。
　　成都的阴天持续了很久，我觉得这样挺好，在大多数时候，我都不喜欢太阳直接照到我身上。这回短途，我背了个高中时代买的红色书包，里面装了件军绿色的棉衣和鲍勃迪伦的回忆录。我不工作了。离开成都之前，我要去青川和北川看看。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我要去那里看看。
　　去青川的路，比我想象中要难得多。
　　到成都东郊的昭觉寺车站的时候，文轩已经在售票厅门口等我，他正在跟青川的一位女志愿者通电话，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但在电话这头笑起来的时候，也很坏。一点半的时候，只能买到下午五点的票，更糟糕的是车子将近七点才开。我们在车站等了将近５个小时。没有人会在等一辆大巴等了五个小时后还保持平静的心情，尤其是看到那是一辆卧铺车的时候。我的铺位在最里头，文轩在我旁边。床铺上的海绵已经被压得没有弹性，用手一拍，灰尘扬起。这是我坐过的最不舒服的交通工具。车窗是密封的，如果不是司机中途要求所有人都吧脱掉的鞋子再穿上，那就会更不好过。我知道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脚臭无所谓，但对别人就不一样。我搞不懂为什么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大家还要脱掉鞋子，就像我搞不懂为什么这趟本该只有５个小时的路程会耗掉１２个小时一样。路上偏偏遇到几趟车祸，在高速公路上堵了三次。收费站的公告电视屏幕里，总是在播放最惨烈的交通事故画面。这到底是一种提醒还是一种恐吓？不管怎么样，所有司机都该小心驾驶的。尤其是那些最容易出事故的货运司机，向灾区运送建材物质的货运司机。
　　车在高数公路上时断时续的前行，天色渐暗，已经看不清成都平原上成片的油菜花了。看不清河水和水库，偶尔看到几排灯和灯在水里的倒影。一路上，文轩没有睡枕头，而是把头靠在车厢末端的靠背上。他平时不戴帽子，但今天戴了顶黑色的鸭舌帽。我们一直在聊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做了五年的记者，蚁力神事件是他最先报道的（尽管这件事最终被中央高层按了下去）；他曾经因为调查茅台假酒的事情而一天换了四家旅馆，以躲开黑势力的追打。但这还不算什么，只要看到他肚子上的刀痕，你就会意识到你正在跟一个死过一回的人一路同行。在新疆空军特勤部队当兵的时候，他被传说中的东突分子捅了两刀。要不是裤腰上的皮带够结实，他的伤口还要更长一些以至破膛而开。这些事情听起来挺悲壮的。这个比我大三岁的兄弟的感情经历同样能打动我。他曾经有个能歌善舞的新疆女朋友，但在去天山演出的途中，死于心脏病突发，倒在了茫茫雪地里。一年之后，这个女孩的父母才写了封信把这个事情告诉他。这个坐在我旁边的人，是个传奇。
　　车开到广汉的时候，堵了很久。文轩说，这是他坐过的最难熬的一班汽车。我觉得还好，它不会比我在春运回老家的列车上碰到的情况更糟糕。只有一点非常不好：车内不开灯，我没办法看我的鲍勃迪伦。我没办法借助车窗外一闪而过的照明灯来看书。堵车的时候，我也会烦躁。在这样一个不能睡觉不能干任何事情的有限的空间里，你只能等待时间流过，只能回忆过去的故事，只能满耳轰鸣，这确实是一种煎熬。

　　到了江油，三个橙子滑到我的脚边，车子开始往上走，高速公路变成了盘山公路。晚上一片漆黑，车子在盘山公路上开得飞快。我们看不清下面的千丈悬崖，否则会在一个小时内提心吊胆。总会有意外发生，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没有理由谁会绝对安全。凌晨两点，终于到了深山里的青川县城。再往前开的话，就进入甘肃了。下车的瞬间，感受到一股寒意，这是深山里特有的东西。县城里的路灯大概通宵不灭，我们在细雨中等待那个跟文轩通电话的女志愿者。她是一个胖胖的小姑娘，去年医学院毕业后就参加了援建灾区的志愿者团队。文轩说，这拨人可能被国家欺骗了。我不知道，但这个显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们自己觉得是否事有所值。小姑娘叫小冉，眼睛很大，不高。她和她另一位朋友来到大街上，把我们带到已经订好的房间里。房间里还有一位刚刚硕士毕业的女医生志愿者在等着，这个姑娘也长得不错，短发过耳，但还没到肩，个子不高但也不矮，属于清秀型。她开玩笑说她已经帮我们暖好被窝了，这就是医生的独到之处。有时候很奇怪，有些人初次见面都不会感到尴尬。一路上，小冉跟文轩发了上百条短信，她非得等到我们来了见上一面才肯走，这多少都让我们有些感动。
　　第二天，我又见到了这名医生。她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阙雪莲。在青川城郊的板房区的卫生院里，再见到她的时候，她正端了饭准备吃，她告诉我吃完饭她要去为一名孕妇做剖腹产的手术。一个眉清目秀的姑娘，跟血淋淋的手术怎么能联系到一起？我对文轩说，你以后找老婆千万不要找医生，医生对人类和人体的理解，跟一般人不一样。她们大概比较直接，缺少柔情。文轩望着我，又露出了一脸坏笑，但我心里其实不是这么想的。一路上，文轩说了很多关于找老婆的事情，他是个大男子主义者，本来就不该找女医生。
　　这个时候，小冉正在办公室里处理一份关于浙江卫生厅副厅长来青川视察的行程表。浙江是援建青川的对口省份，小冉作为志愿者，过段时间还要公派到浙江学习。这个行程表让她很头疼，周日不得不加班。我拿起来表瞄了一眼，一点也不想细致往下看。如果这个姑娘以后成天做这种工作，那她的天真和善良将很快消失殆尽。当然，她业余可以上天涯（国内最好的网站）发发帖子，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能让她觉得这个工作还有意义。总之，这个小姑娘不该干这种工作，她或许开个小面包店更合适。　　

　　机会来了。
　　很久以前，就希望能独自在西部走一圈，我知道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但真正这么干过的人不多。回到成都，想不到刚进没几天的杂志社出了问题，女老板把我们解散了。这个事情促使我下定决心，别再歪歪了，上路吧。
　　你知道，人在觉得不那么痛快的时候，应该找点有意思的事情干，或者想一些好玩的事情也行。我这两天经常在回味王小波的一句话：虽然没有自由，但还有点小刺激，所以在路上走着走着跳起来转身三百六十度，再继续往前走。这句话很可爱，有一种充满诗意的调皮。我才二十四岁出头，还处于懂得欣赏这种趣味的年龄。因为杂志解散的问题，文轩说他对我感到很愧疚，这当然完全没有必要。这一年半的动荡生活，我可能什么也没练就，但至少有了一颗平常心。
　　明天，和文轩去北川和青川。过年前去了什邡做采访，写了篇不错的稿子，但因种种原因没有刊发。这次没有任务，是我自己想去看看，去看看那里的人和物，现在好不好。
　　我的计划是，从北川回来后，收拾行囊坐列车北上，第一站是西安。还是王小波的话：有人说，长安城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了等待冬天的雪。这句话很有质感，也很好看。不过，现在已经是春天了。我倒是希望天气暖和一点，这样在路上会舒服些。
　　再之后的事情，我还没想好。或者继续做媒体，或者干别的也行。如果可以，我应该在路上写点游记之类的东西，坐在火车上，正好有时间。

　　最近确实有点累，选择听罗绮唱的老歌，还是可以的。有些经典可以反复听，反复听。迪伦的也可以反复听，Joan Jett阿姨的也可以。

有几只狮子跑到城市来
然后人们把它们弄死了
其实它们是装死
然后它们把人们弄死了

　　最近一周效率超高(对我自身而言)，看了两本书，一本是上海一位公务员写的《切.格瓦拉传》，一本是尼尔.波兹曼写的《娱乐至死》。
　　《格瓦拉传》应该有很多个版本，我对传记没什么要求，只要把故事还原得流畅就行。另外，一位普通中国公务员写的版本，读者也根本无需怀疑它的质量，因为据我了解，中国的大多数公务员如果要在办公室里思考怎么写好一本书，他们的时间绝对充沛。
　　关于格瓦拉的故事，书里有两个情节，我印象比较深。第一个情节是他作为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到中国来访问的时候，恳求跟毛主席见上一面，而当他真的见到毛主席的时候，他又紧张得说不出话来。格瓦拉很崇拜毛主席，是“农村包围城市”理念的坚定追随者，而他本身又是60年代末引发世界革命的巴黎学生的偶像。毛主席引导的学生，当时都在热衷于毁灭传统根基，而高举格瓦拉头像的欧美学生，当时却在致力于毁灭工业时代的新消费秩序。格瓦拉是比卡斯特罗更坚定更玩命的共产主义者，而当时崇拜他的热血青年，却只不过是些为了自身利益抱成一团的自由主义者。这不是有点蹊跷么？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天的格瓦拉头像成了一个如此潮流的消费符号，那是因为从一开始，切格瓦拉的形象在大部分人眼里就产生了偏差，都把他跟青春期的荷尔蒙联系到了一起。而实际上，68年学潮里的那拨青年人在乎的并非格瓦拉的共产主义思想和济世理想，他们当年顶礼膜拜的，只是格瓦拉的酷酷的反叛精神和敢作敢为的手段而已。
　　第二个情节，是他功成名就之后，选择主动离开古巴，然后相继跑到非洲的刚果金和南美的玻利维亚去打游击战，而他身边的战士仅仅只有二十个人左右。为什么一个已经可以享受富贵荣华的外交部长和银行行长，还要跑到其它国家的深山老林里去过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苦生活？为什么他的单薄的游击队总能跟当地政府军对抗一年左右？很多人很有能力，很多人很有信仰，很多人既有能力又有信仰，然而，既有能力又有信仰并且还有行动的人，却并不多。如果说历史上很多英雄主义都带有迫不得已的成份在里面（比如狼牙山五壮士，要么投降要么跳崖，两种选择都是被动的），那格瓦拉的英雄主义就是最纯粹的那种。他本来可以过得很好，才３０多岁就成了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但他主动放弃了既得利益。他觉得”解放“了古巴还不够，他还真的想为“解放”他落后的拉丁美洲，第三世界，乃至全人类而奋斗。不管是否将继续被印在Ｔ恤和杯子上，切格瓦拉的精神本身都是不朽的。注意，不是思想，而是精神。

　　至于《娱乐至死》，是一本跟媒介有关的批判性很强的书，主题很严肃，当然语言还算是有趣的。尼尔.波兹曼认为当人们只懂得浅显的娱乐而不懂得深入思考的时候，这个世界就非常糟糕了。而恰好在有了电视和网络之后，信息的密度已经让我们越来越缺少了思考的时间和空间。这就是他以及他所信仰的赫胥黎所担心的事情：人们可能终将感到痛苦，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替代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其实，作者做的是定向的思考。定向的思考，总有它的意义。然而在娱乐和思考的问题上，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个定量的标准更实在。因为如果波兹曼阐述的主题有它存在的意义的话，那完全还可以有另一个人写一本书来阐述相反的想法：如果人人都在埋头冥思苦想，这个世界就深沉得有点可怕了，所以在电视和网络之前的印刷术时代，这个世界是沉闷至死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尝试一下定量计算。每天花在娱乐上的时间和花在思考上的时间，应该有个恰当的比例，这个比例，姑且就叫白银分割比例吧。嗯，白银分割比，这就是数学的意义。

　　今天去鼓浪屿上逛，发现了一家很好的书店，几乎全是好书，全是那种看上去像好书的书。买了本鲍勃.迪伦的回忆录《像一块滚石》。作为唯一一个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音乐家，他的回忆录，我想应该是值得一看的。

　　另外，我还是觉得成都好。切格瓦拉有句话很酷，他在信里说：两位亲爱的老人，我的脚跟再一次挨到了罗西南特的肋骨；我挽着盾牌，重上征途。